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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勋郎的夹缬传奇https://www.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6日17:19 《环球人物》杂志
在这个丝、麻争宠的时代，谁还会惦记一块蓝白花的土布是如何染成的？又有谁记得敦煌莫高窟彩塑菩萨身上穿的“彩衣”究竟源自哪里？ 事实上，这一切是一种可追溯到千年的传统技艺——夹缬(音xié）。在唐代，只有宫廷王侯才能穿着用夹缬印染出的丝绸；而今，身为苍南夹缬最后的传人，薛勋郎却已经想要放手——“舍不得是肯定的。但每个人都要吃饭，不赚钱还要倒贴，谁能坚持得下去呢？” 发现“活化石” “我经常会想，当年建起这间小作坊，又守着它这么多年，到底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坐在布满了灰尘的作坊前，薛勋郎像对待相交多年的知己，全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岁月展开在我们面前—— 苍南，是靠近浙江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也是薛勋郎的家乡。从薛勋郎父亲这一代起，县里的很多人都做起了水产生意。薛勋郎也一样，当过兵、务过农、经过商。1988年，47岁的他离开了家乡，到上海追梦。不曾想，一单大买卖突然找到了他。 在朋友的辗转介绍下，薛勋郎认识了在上海经营“中国蓝蓝印花布馆”的日本老太太久保麻纱。“听说我的家乡在浙南，她让我回家去拿一些日常穿的、用的、盖的布料给她看。”薛勋郎将家中所有能搜罗到的土布都放到了行李中。他没有料到，其中一条印有百子图的蓝花土布旧被套，竟然让老太太爱不释手。“她说她在中国已经花了十几年时间找这种“百子被”，根本找不到。可在我印象里，这样的被套是我们当地人结婚时的必需品。平日里，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晾晒着蓝花布，风一吹，飘得老高老高的。” 这种在自己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土布有何价值？日本老人的介绍让薛勋郎开了眼—— “夹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印染艺术，早在2200多年前便已出现，被誉为印染技术“活化石”。隋炀帝曾令工匠们印染五彩夹缬花罗裙，赏赐给宫女和百官妻女。唐朝时，白居易的两句诗“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将它的色彩和辉煌描述得淋漓尽致。就连敦煌莫高窟彩塑菩萨身上穿的，也大多是夹缬织成的“衣物”。 到了宋代，复色夹缬被指定为皇室专用，限制民间流通。元明后期，它又受到工艺相对简单的油纸镂花印染的冲击，逐渐湮灭。学者们都以为它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却没想到，它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存活了下来。只是，没有人把它当“夹缬”，而当成了生活中的“百子被”。 “虽然最近十几年没有见到，但这曾是我生活中最常见的。当她问我能不能恢复制造时，我很轻易地答应了。当时想得很简单，因为以前我们每个村庄都有好几家染坊。于是，她给了我5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 农民出身的薛勋郎并不知道，他一个无意识的承诺，此后居然会在中外印染界掀起翻天波澜，并从此将自己的名字和古老的夹缬连在了一起。 误上“贼”船 久保麻纱开出的订单让薛勋郎兴奋不已：这种土布竟然可以卖到如此高的价钱，只要能持续做下去，必定能做起大买卖。怀着这样的想法，他这个对夹缬一窍不通的外行忙活起了收购。他想到湖广店村的戴家——一个有着100年夹缬制作历史的老作坊。兴盛期，戴家的七房子孙都开有自己独立的染坊。当薛勋郎找到他们时，眼前却只看到“聚丰印染厂”几个大字。戴家已经改换门庭开起了印染厂，就连制作夹缬的雕版，也早已被改造成了狭窄的楼梯板。 “制作的工艺毕竟太复杂。这些夹缬作坊历来只提供代工，从不参与市场经营，有人家要做夹被，往往也都带着自己织好的土布来到染坊。” 薛勋郎10来岁时，现代织物风行天下，在市场上也少有人问津。于是，许多染坊挣扎了十来年，只好关门大吉。 订货没有了希望，薛勋郎想聘个师傅自己干。然而，这也不容易——雕版在“文革”期间早已被当作“四旧”给劈了；最后一位夹缬雕板师傅，早已改行开了皮鞋制模厂；就连染料来源的蓝靛草，也由曾经的漫山遍野变成了屋檐下孤独相伴的两株��要想重现夹缬的辉煌，只能一切重新开始。 找染坊老师傅、找雕板老师傅、找靛青老师傅、找土布老婆婆��这些原本分工明确的加工链上的若干环节，终于在薛勋郎的悉心追寻下慢慢聚拢起来。而这，前前后后花费了他一年多的功夫。 “第一批夹缬被久保麻纱存放在博物馆一个专门的房间里。”自己长时间的辛苦得到了“行家”的肯定，薛勋郎笑了起来。他甚至激动地起身，带记者走进了那间冷清已久的小作坊。 染缸中的染料上，结了一层如糖葫芦上糖壳般的结晶，看来很久没用了。薛勋郎从杂物堆里找出一根木条，伸进染缸中搅拌，早已沉淀的染料立即泛起了好看的青紫色。“这缸染料，我已经用了20年没有换过，不够了，就加水加颜色。”四口大大的缸，呈“口”字型排列着。当初购置它们的时候，薛勋郎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会遭遇如此的冷落，而自己梦想中的“大买卖”也始终没有出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一条夹缬往往要卖几百元人民币，“除了做研究的人，谁愿意花这笔‘冤枉钱’呢！” “我又不是试验品” 靠着久保麻纱每年几万元的资助，薛勋郎的小作坊尴尬地维持了几年生计。随后，久保的“断炊”让薛勋郎没了主意，他想到了放弃，却被闻讯而来的台湾《汉声》杂志社再次推进了生产间。 “1997年9月，台湾的《汉声》杂志社找到我，为了写《夹缬》这本书，他们愿意付五万块钱，让我继续做下去。” 《夹缬》一出版，薛勋郎成了名人。全国各地，甚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的记者、专家、学者纷纷登门，又是报道又是调研。 最初，薛勋郎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坚持终于有了希望。对于外国友人的到来，他更是引以为荣：“外国人来，名气好，说不定会打开生意。”可时间长了，他说这话的底气也渐渐弱了下来；名气倒是大了，生意却越来越少。市场没有打开不说，这些人动辄三五天的“采风”，反而成了薛家的额外负担。有时候，为了接待他们，薛勋郎热情地放下手中所有的活计，进进出出忙活了十几天，结果只卖出8条夹缬，收回人民币5000来块，“亏大了！” “来的全是专家！好像我这儿是研究部门的试验品。我又没有拿工资，又不是展览馆！我已经支持不住了。”站在昏暗的作坊中，薛勋郎一边抚摸着墙角堆放的废弃夹缬，一边嘟囔着。那是他复原夹缬工艺染废了的布料，前前后后一共500多条。为了它们，薛勋郎投入了整整30万元。而与他同一时期“创业”的同乡，家中早已盖起了高楼。 “像钓鱼一样，我一个人在那里守着。我年纪大了，守着这个工艺，情况好，我的家人马上可以过来；如果不好就牺牲我一个，家里人不会有损失。”有了这样的想法，薛勋郎渐渐学乖了，开工就会赔钱，没有钱就不开工。他开了个小店卖馒头，日子反而过得有声有色。 去年，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一张5000元订单，成了他一年以来的第一单生意。重温夹缬工艺，让薛勋郎兴奋不已。和儿子一起将夹缬板夹紧、固定好，再用杠杆吊起这个五、六十斤的“庞然大物”，缓缓放入染缸中浸泡。薛勋郎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一旁守着，就像守着自己年幼的孩子。每隔半个小时，他会将它们重新吊起来，在空气中氧化半个小时后再重新浸泡，反反复复16次，直到夜幕降临。 拖着疲惫的身子，薛勋郎甚至来不及走回屋中，就一屁股坐在小作坊的门槛上。天色渐黑，想想明天交完货便要重新摆起自己的馒头摊，他沉默不语。 下一次开工在什么时候，薛勋郎自己也不知道。他总是向人们念叨着：这是最后一次了�� (中央电视台《中国记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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