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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破解的乡村政治

亟待破解的乡村政治

  坠落

  盛况空前的表决结果是,1980年后迁入的外来户,竟然完全没份了。

  周兴强的当选,并没有平息两大阵营的争斗。

  双方都称:有人在拉票时发钱,50元,100元,说法不一,无从考证。双方都称:对方有黑势力撑腰。2008年周根全输了选举,被调任到某街道居委会, 从此不再过问村中事务。但他的支持者们自动开始了新一轮较量。有人说:“不能给他好做。”这个“他”,自然是指得胜的周兴强。

  村中的一切,都会被迅速纳入这个政治漩涡。外来户的利益,更是无法豁免,选举时对某一阵营的热络,更加剧了另一方阵营的敌视。2008年12月,在野的周根全的支持者周如玉公开征集,七百多人签名同意召开村民大会,试图再次调整分配方案。这个人数比例,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程序要求。

  最终,1768名户籍人口,当天发出1406票———到会率之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可谓罕见。盛况空前的表决结果是,1043票赞成零比例分配。这意味着1980年后迁入的外来户,竟然完全没份了。

  当天,黄少南闭门不出。

  外来户迁入时,原户籍是同时在家乡注销的。但他们在家乡依然有田可分的说法,在最近开始流行起来。

  作为折中,村民大会决定,圈定一块特殊地块,给外迁户耕作,每亩每年上交集体管理费100元,是本地户的两倍,并且文件中注明是“照顾式”的。

  外来户认为“划出的是最贫瘠的土地,地处偏僻”。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认可这一方案。

  大年初三,外来户听闻本地户私自启动了三年一次的土地调整,冲到会议聚集地,和本地户打了一架。“要不是派出所来,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无奈

  “表决?拿一个杀人的东西去表决,也算数?”

  外来户只能抱团向上级申诉。

  乾务镇先后出具的两份信访处理意见书中,有一段话几乎一字未变:“目前,上访人等的诉求十分强烈,多次来镇政府要求解决,但我们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尊重村民自治,以该村村民大会表决结果来处理上访人的诉求。”

  此外,字里行间满是无奈,镇里主要领导只能软性劝说相关人员“各人去说服各人的支持者”,商量着要求他们尽量考虑外迁户困难。

  东澳村的头号“相关人员”,是周根全。当他的支持者在村中发起联合署名时,他正在外地。周根全希望他们“不给我面子也要给书记面子”、“要让书记好做”。

  几番商议,总算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将140亩秧田平均分配。

  尽管提前“做了工作”,方案公示还是引来了二十多本地户的公开抗议,他们甚至砸了村委会的茶托。书记赶快打电话给周根全,周再次电话示意自己的支持者:“不是说好给书记面子?赶快回去!”这才收场。

  就这样,平均分配140亩秧田的方案勉强获得通过。镇政府干部屡屡请“相关人员”吃饭的沟通努力,总算落地有声。

  外来户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构筑的新家园,面临着被排挤的下场,也感受到了所谓村民大会决议的堂而皇之。决定求助法律。3月17日,5名外来户诉至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12月9日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草案。

  法院认为,“该福利分配方案决定是由东澳村全体村民表决通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由行政部门协调解决”,因此未予受理。

  至此,告状之路也走不下去了。

  如今,本地户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在这个村庄里,“表决”、“投票”这些字眼,屡屡见诸人们的言谈。外来户黄少南难抑愤怒:“表决?拿一个杀人的东西去表决,也算数?”一切决定都有会议记录,一切方案都有书面备案,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每一份会议记录上都留下了到会者严肃的签名。这几乎是一个村民委员会民主运转的标准样本。而外来户的心头,却充满被辱没被剥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政。(感谢南方农村报提供采访支持)

  (部分当事人系化名)

  ■记者手记

  亟待破解的乡村政治

  东澳村的故事不离奇,也不甚激烈。

  记者在这里看到的会议记录、选举操作和村民代表议事机制,从程序来说都相当规范。人们运用这些机制的意识也提升很快。然而,在这里听到的以下几句话,耐人寻味。

  第一句,是一位周根全支持者的话:“不能给他好做。”

  这是一方选举获胜后,另一方下野阵营的支持者说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行事原则,是不能让对方顺利地达到目标。不管什么事,其本身的价值已经被悬空,在阵营争夺中的作用才更为关键。

  离东澳村不远的一个种植大户说,他所在的村本来是铁板一块,派出所要从村里抓走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选举以后分成三派,分别是梁姓、王姓和何姓。现在彼此打压,一有事请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恨不得抓走对方的人。

  宗族和派系在选举中的作用,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然而,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是不是“一选就灵”呢?东澳及其周边一些村庄的现实是:各式各样的潜在分野都被激化起来,所有的精力都被吸入阵营角逐,每一项公共事务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决策和议事的首位原则变成阵营站队,猜疑和传言满天飞。新人换上来,则旧人的东西完全作废。在阵营角逐的背景下双方都很难连任,于是无论谁当选,都只想三年的事情。

  第二句,是一位外来户说的:“他们争权夺利,都拿我们来搞,叫我们选谁好?”

  外来户黄世雄一家人,如今都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村里每年几百元的福利,对他们来说是构不成实质性吸引力的。但外来户利益受损,最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被当作不同阵营博弈的工具。

  族群关系是村庄利益结构的重要因素。小小东澳村,在选战的硝烟中,所有公共事务甚至私人事务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阵营对立的漩涡,原有的潜在族群分野被激化和点燃了。通过降低外来户福利,来提高本地户的人均土地面积,以争取人心;同时也向外来户承诺争取提高他们的分配比例,争取这部分最主要的摇摆票源。这是参选者的选举策略,也是落选者打击对方的策略。

  于是,外来户在过去的20年中不曾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如今却有了“奴隶”之感。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从村庄的一部分普通人群,变成了票源。

  还有两句,分别是前任村委会主任周根全说的:“照这样选举下去,越选越乱,朋友都没得做。”还有外来户黄少南说的:“照这样下去,下次我们就只看钱,谁出钱多就选谁。”

  不需要做更多的解读了。这是一个村庄强势者和一个弱势者分别给出的对选举前景的预言。

  东澳乡村政治并非孤例,亟待政府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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