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用200天修订22年内容

https://www.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5日18:25 中国周刊

　　最大胆的先行

　　《辞海》的修订不是没有冒险的时候。1979年版的修订就曾冒着巨大的风险。

　　1979版是《辞海》的第三版，但它是《辞海》修订版的第一次公开发行，光看时间，1957年开始准备修订，整整跨越了22年，应该是积累非常充分，准备非常长久的。

　　其实不然，这一版的修订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

　　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的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九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完成。

　　那一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里，各学科的工作进程按照时间一一列好，完成了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来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就在这种氛围中，《辞海》汇集的近两百名专家和一百多名编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少人甚至连春节都加班加点。这两百名专家在一百多个学科中，个个都是学科的拔尖人才。

　　当时修订《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人民币3元，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

　　不过，人才在最短时间里的组织和召集算不上1979版的冒险，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是这一版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事情。

　　在1978年12月25日陕西南路25弄进驻首批编纂大军之时，着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全会以12月13日邓小平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为党思想路线上的指导方针，坚决批判了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但是，别忘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多后的1981年才做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领袖人物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直面。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了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走资派”等说法。要知道，对于刘少奇的正式平反是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才做出的。

　　还在巢峰起草的时候，就有好友死命相劝这个“文革”期间靠边站了十二年、十四岁就参加红军的汉子：“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了“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是专门用四个小时对 “意见”一条一条逐字逐句地过目认可。

　　他们已经决定效仿先人，舍得一身剐，也要把《辞海》带入正确的时代发展轨道上来。

　　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瀚伯看到了这份“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所幸，《辞海》1979版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辞海编辑部 “拨乱反正”的大胆探索有惊无险。

　　随之而来的局限

　　1979版的冒险，带来的回报也足够丰厚。读者疯狂追捧，一书难求。有读者甚至以2倍的黑市价抢购，上海干脆出台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的政策。1979版共销售了361.6万套。

　　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到了不安。进入1980年代，辞海人越来越觉得1979版的局限。改革开放的施行，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

　　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学科。

　　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需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左”的残余还在——人民政府还都叫做“革委会”，“大批判式”的语言也不鲜见……这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1984年，《辞海》就进入了1989版的修订工作阶段。这是《辞海》迄今为止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五年。

　　当然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在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健力宝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了六年的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在上演着“零的突破”。

　　时代在变，《辞海》的出版者也在变，《辞海》是一本综合性工具书，当然要高度关注读者的使用感受，关注他们日益增长的求知渴望。

　　1989版的修订《辞海》，增加了250万字，相当于一部大型专科词典的篇幅，达到1600万字，基本趋于合理。之后各版未作大调整，全得益于这次修订。因为足够细致和全面，这一版的《辞海》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荣誉奖。如果用四个字概括这次修订，辞海人会毫不犹豫地说“后出转精”。

　　1989版《辞海》修订，不仅突破自身的局限，它也见证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突破。

　　1978年1月，辞海编辑所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就不再是一个单纯修订出版《辞海》的机构，而是成为我国首家编辑出版各种汉语工具书的专业出版社。但修订1979版《辞海》期间，出版社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一家出版社只围着一部十年修订一次的辞书打转，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当时以副社长的身份主持工作的巢峰一上手就说，我们是辞书出版社，不是辞海出版社，《辞海》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但不是唯一产品。

　　于是，出版社决定利用修订辞海的空档期，集中大批人力投入其他辞书品种的开发。到了1983年底，《辞海》丰富的编纂经验给出版社带来了效益，上海辞书出版社实现了“月出一典”的目标，小型辞典和专科辞典层出不穷。

　　火山口上

　　对于职业出版人来说，对于书籍老版本的编修，总会力图求准求新求精。

　　基于1989版《辞海》体系的基础，1999版的修订，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了。指导思想是现成的，编修队伍是稳定的——新老交替似乎都不用编委会担心，一些年纪大的作者、编审在修不动的时候会自己首先找好接班人，第三次例行修订，似乎还真没什么特色。

　　最大的特色，还是时代在《辞海》中的反映。这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都前所未有地扩张着。

　　1999版显然还要扩容。新增加的内容基本围绕着这十年的变化展开，增加“邓小平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等新的条目；大量修订了1989版有关“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释义。

　　例如：1989版《辞海》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用了简单的40个字，1999版则增加到了430个字，具体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据和积极意义。

　　1999版《辞海》还要更美观。于是，1999版推出全新的彩图本。彩图本为国际标准大16开5卷本，全书配图1.6万幅，比1989版整整多了3倍以上。

　　不过，辞海人的努力和突破并没有就此得到读者一致的赞誉。

　　自1999年版开始，《辞海》的增删减工作开始备受关注。自然科学和一些学科建立健全的社会科学条目的增删改不会引起多大争议，但一旦涉及到一些政治、思想、历史方面的条目，不同意见就会四起，对《辞海》增删改的内容、动机大加分析。甚至一些参加了《辞海》修订的专家、学者在其他场合所做的独立学术研究，都会被人当做《辞海》编修的指导思想进行质疑。

　　1999版《辞海》经历了一场“毛泽东思想”之争。1999版按照上次有关单位的意见，结合辞书的修订规则，对毛泽东思想系列词条进行了调整。比如，在介绍毛泽东本人时，不再提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具体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是因为《辞海》过去版本只有在介绍李大钊的时候提到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就是在“毛泽东”词条处提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在《辞海》，全世界只有李大钊、毛泽东两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等都不是。这对于一部讲究科学性的工具书来说，是不恰当的。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和中国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认知，《辞海》从科学性出发，将这个说法在毛泽东身上具体化了。

　　这个在辞海人看来更准确完善的词条，在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之后印在了1999年版的《辞海》上。但这个词条引起了轩然大波——1999版《辞海》被说成是要抛弃毛泽东思想。

　　这个指责让辞海人非常无奈。要知道，很多涉及到思想政治层面的词条，并不是辞海编辑部自行决定的，是必须要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反复审核才可最后确定。

　　但是，为了平衡，最后1999版还是在后来的出版中加以修正，把“毛泽东”词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去。为了平衡，又把“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六个人都加上了“马克思主义者”。

　　从1979版的新《辞海》正式面世到1999版彩图本面世，30年间，《辞海》共销售了500万多套，加上各学科的分册以千万多册计。也正是从1999版开始，辞海人开始觉得修订的难度越来越大。每个条目的增删改都备受关注，辞海人感觉自己就像坐在火山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