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公开发行的“未定稿”
未公开发行的“未定稿”
《辞海》在新中国的首次修订，历经8年。让《辞海》人愤懑的是，辛苦完成的《辞海》没能正式出版，《辞海批判》倒是正式出版了。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上海报道
400多名顶尖的的学界泰斗，白天黑夜，工作生活集合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时间分别是半年，一个多月，再一个多月。
他们的名字是苏步清、贺绿汀、金性尧、李国豪……促成这样的风云际会是个不堪的原因，而结局也令人沮丧。
《辞海》大跃进
1936年，《辞海》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从1915年以来的梦想——出一本与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相对抗的综合性辞书——实现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为荣。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忆，1936年版的《辞海》和《辞源》一直都跟随着毛泽东转战南北。
不过，1936年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国都是南京；国旗则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且，这一版在语词释义上，不少条目的书证都来自第二手资料，未经勘误，导致错误代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的修改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湖南老乡、与他同龄的《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
几乎是从1957年9月18日开始，《辞海》修订工作就展开了。“成果”在1965年出生——一本不能公开发行的未定稿版。
1957年开始的筹备修订，编辑方针被戏称的“二百五方针”——“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
《辞海》的修订，是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参与者要经过必要的过关测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口号正响彻云霄。《辞海》修订工作正规有序的选择组织工作被改变了，一开始确定的“依靠全国学术界，走专家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的方针变了。“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变成了“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
《辞海》修订条目开始由各承担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层层分解到学生，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编写单位进入了赶进度、比速度的狂热跃进状态。
这些承担着教学、科研和学业的专家和师生们，可以在业余时间以人均每天二十条的惊人速度完成编写任务。而且，即便是这样“高效”，各编写单位还不忘向兄弟编写单位下“挑战书”，看谁完成得快，完成得多。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就基本成稿。
编写完之后，审查工作也依旧是群众运动——各学校、企业单位、人民公社；学生、工人、农民、企业员工都参加群众性审查，每个人都有权在审查意见表上画“0”和“×”，很多时候，词条的审定也伴随着扫盲工作。
浦江集中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浦江集中”。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集中了差不多半年，重新编写《辞海》。
“浦江集中”并不在计划内，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大兵团作战的条目很多干脆直接就是大批判文章，十之八九都让人不忍卒读，根本就不能采用，综合统计下来，合格者仅十之一二。而按计划，新版《辞海》要在1962年出版，向党的生日献礼。
这群学界泰斗，都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投入《辞海》编写的。因为毛泽东在会见舒新城时说过，可让他把全国的那些没事干的“右派”组织起来，这群人的组织并不算困难。
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他们甚至在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的年代里，他们这里肉、茅台酒都是敞开供应，烟茶也由商业局特供，甚至在晚上，还有上海电影局提供影片放映，让整日埋头案头工作的学者们能够放松。
这无疑激发起备受摧残、折磨的学者们的强烈的工作热情。在知识被践踏的年月里，他们感受到了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人格被尊重的温暖。
1961年8月，这支精英荟萃、星光灿烂的专家队伍才解散。
那该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怎样的风云际会呢？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金性尧，电子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交流学术、思想……
这样的集中，在1965版时进行了三次。第二次，是第一次集中修订出版的试行本在全国范围征求完意见之后。在经过全国北、南、中、东四路一流教授学者意见征集之后，《辞海》在1963年4月出了试排本，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不少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到词条里，比“试行本”更加成熟。不过，“试排本”也并未到普通读者手里，属“内部修改使用。”1963年7月20日，那批专家学者们第二次集中在浦江饭店，对“试排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修改。
浦江二次集中结束后一个多月，《辞海》审查本被送到中宣部审定。经过一个半月的审查之后，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建议，《辞海》先以“试行版”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隔两三年后再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公开发行。
于是，辞海编委会决定“浦江第三次集中”一个多月。任务是对《辞海》全面复查定稿。但是，真正到了1964年1月至2月底的集中，根据有关指示，《辞海》要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于是需要专家们将涉及他们的条目删去……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专家们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流出来的不单是智慧的结晶，不单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
大家感觉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当时主持辞海编辑所副主编杭苇不得不一再地给大家打气：“改归改，虽然《中央》批准在内部发行，作为我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公开发行的水平。”
但这样的妥协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修改、校对之后的《辞海》直到1965年4月，才得以出版，还是《辞海》(未定稿)，全书收词98000条，1160万字，仅印行15000千册。从1958年到1965年，历经八年，《辞海》最终不是一部正式的公开的出版物。
批判《辞海》
1965年未定稿出版后，《辞海》人向各方收集意见，准备继续修订，争取尽快正式出版。社会各界对“未定稿”基本上是肯定的。1965年12月底，中宣部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利用《辞海》修订的经验，编纂其他辞典。
1965年6月20日，《辞海》副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在被毛泽东接见时，就询问了毛对《辞海》未定稿的意见。
虽然毛泽东对一些现代词目不满意，但对辞海编辑所的工作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所有的辞海人都等着《辞海》正版的日子。但，“文革”来了。
1967年7月26日中午，上海各界七十多个单位组成了“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同时发表《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成立宣言》(草案)。“宣言”声称：“要彻底批深批透、批臭大毒草《辞海》。”
辞海人可能永远不会忘记，1967年8月10日这天，“批辞联络站”公开出版了《辞海批判》第一期。 半个月后，《辞海批判》第二期出版……
1967年底，张春桥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 “辞海那里好人怕是不多”。在这几天之后，“批辞联络站”就编辑出版了《看，又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辞海文艺部门罪行录》。联络站的人不分昼夜地操劳着，《辞海》很多词条都成了批判对象，辞海编辑所的各个部门也成了批判对象。辞海编辑所的人也迅速分化成两派，要么批判人，要么被人批。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陕西北路457号这个院落一直是冷冷清清。编辑所的人下放的下放，劳改的劳改，批判的批判，一派凄凉。
而整个出版界也如457号院般，冷冷清清，人们无书可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在1971年3月15日专门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指示把《辞海》(未定稿)列为国家出版计划。这个指示直到1972年才有所行动。
1972年初，辞海编辑所经过努力，起草了一份《关于修订<辞海>的请示报告》，但这份报告的初稿和二稿都被否定了。最后，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朱永嘉一口说定：“修订《辞海》要以大批判开路！”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也发表看法，全面否定《辞海》(未定稿)，需要修改。
徐、朱二人关于《辞海》(未定稿)修订的意见概括成一句话成为这次《辞海》修订工作的行动指南：“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
1973年，修订工作开始。《辞海》编辑所把原来参加编写《辞海》(未定稿)的单位及各专家学者都请来，开始工作。
一边批判、推翻自己过去修订的内容，一边进行新的修订——就是这同一批人同时要完成这让人匪夷所思的两件事。
无论是编写，还是批判，都是令人尴尬、为难的事情。好坏都被迫从同一张嘴里说出来，以前修订《辞海》的光荣和自豪感在1973年的这次修订中荡然无存。
在这次修订中，批判的条目都要报上海市委“过关”，所有不符合“四人帮”利益的条目，统统都要批；毛泽东不喜欢宋江、苏东坡，这些人要批；凡属于儒家阵营的古人，批；历史上的改革派商鞅、秦始皇、韩非、王安石是法家，则属正面人物，要褒扬；江青喜欢吕后和武则天，这两人也被戴上“法家代表人物”的桂冠，被大加颂扬。
那时，在辞海编辑所，权力最大的不是主编，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整个辞海编辑所被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是三到四人，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解放军，然后一个编辑，工人是组长。每天上班，就是编辑念词条，其他三个人听，念完之后，编辑要以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一番，直到大家都听懂。
从1971年周恩来指示修订《辞海》(未定稿)以来，到1975年，整整四年都是在批判中度过。经过这四年，非但没有完成周总理交付的任务，《辞海》还受到了更多的破坏。提起自己辛苦八年修订出来的《辞海》(未定稿)最终被批得体无完肤，所有的专家都非常愤懑。有些人被批垮了身体，有些人在批判中去世。幸存者事后回顾，都不禁悲从中来。
“文革”期间的这次修订基本算是白费工夫。如果硬要说有成果，那就是1975年底出版的《辞海·生物分册》。这个分册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这是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条目。
(部分资料参考李春平所着《辞海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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