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
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这三人的名字在《辞海》至少会出现两次,正文中,故去的他们成为词条,附录中,他们是《辞海》的历任主编。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2009年5月9日,《辞海》编辑委员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主编扩大会,欢迎新主编陈至立。从2008年10月4日以来,一直虚位以待的《辞海》主编位置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陈至立是《辞海》史上的第四任主编。担任过国务委员、教育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陈至立也是级别最高的主编。
之前的三任主编,都算是终身制。
舒新城
与时局抗衡的开创者
《辞海》的首任主编是舒新城。从1928年4月26日与中华书局签约开始,一直到1960年11月28日因病去世,这期间,旧《辞海》(1936年版)在他的主持下才诞生;新《辞海》的修订在他的组织下启动。
舒新城生于1893年,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兼老乡,湖南溆浦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
在担任《辞海》主编之前,舒新城原本是一心一意要从事教育学研究并着述。《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和《专史》成为他1921年后全力以赴想完成的事情。
但他的命运因为1922年秋和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兼总经理陆费逵(伯鸿)的相识而改变。
1912年,陆费逵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自任局长兼总经理。自学成材的他自幼就嗜书成癖,18岁还立志编一部字典。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的古汉语大辞典《辞源》推出,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他,决心编一部更大更实用的综合性辞典。但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编,这个工作一直没能系统开展。
陆费逵见了舒新城第一面后,就发出邀请,但被拒绝。此后,舒新城又拒绝了五次。1927年的时候,他完成了《留学史》、《教育思想史》,开始写《简明文艺辞典》、《人名辞典》,计划中的《通史》和《专史》也着手准备。
1928年3月30日,陆费逵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第七次邀请舒新城。
这次,舒新城彻底被陆费逵打动,这一年,舒新城才35岁,成为《辞海》的首任主编,也是《辞海》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
在《辞海》1936年诞生之前,这位最年轻的主编经历了《辞海》历史中最动荡最变幻莫测的岁月,做的是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
创业的艰辛一方面体现在编辑队伍的寻找和组织,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一个编辑部怎么和时局相抗衡,坚持自己的出版理念。
由于时局变迁,舒新城带领的辞海编辑队伍,最多时也只有二十余人。从南京到杭州,最后到了上海,经历了两次整体大迁徙。好在编辑队伍都是精兵强将,后来又增加和延请了二十来位编务、编审人员,1934年,全书定稿。
当《辞海》准备印刷的时候,中日关系恶化,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态势。为了避免日方干涉,有人建议《辞海》化整为零出版,历史上的地名、人名、科学名词也最好一律取消。还有人主张将一些政治性条目删除,尤其是 “一·二八”、“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不能收。
但舒新城顶住压力,坚决不肯,还说,即使中国灭亡了,历史上的名词也应存在。正是舒新城的坚持和铁骨,《辞海》才依照原计划开印。1936年上半年推出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舒新城只能赋闲在家看书写作。但不甘于此的他在1944年又开始编制《辞海》合订本。1947年推出。
新中国成立后,舒新城仍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同时代理总经理职务。精神振奋的他意识到《辞海》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需要实行增补修订,他甚至亲手拟定了详细的《辞海增补本编辑计划》,先考虑出增补单行本,然后待修订时再分条插入。
这个计划因为建国初期诸多事情都没理顺,中华书局又是私营性质,方向不明确,直到舒新城60岁退休,都没能实现。
不过,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曾经和他在湖南一师同事过的老乡。1957年9月,他提议由舒新城领衔《辞海》的修订工作。新《辞海》的修订得以开始。
整整二十过去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辞海》的修订无异于二次创业。舒新城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辞海》的开创性工作而生。这一次,仍旧是他亲自构思编纂规则,架构编纂机构,物色编写人员。
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身患肠癌去世,终年68岁。他的后半生几乎全交给了《辞海》,以至于他挚爱的教育学研究理想不得不放弃。
陈望道
万般辛苦只留两字
陈望道算是历任《辞海》主编中最不幸的。在他担任主编的岁月里,他没能让辞海人的辛勤工作成果公诸于世。
出生于1890年的陈望道,是在1961年8月浦江的第一次集中结束前夕,接任《辞海》主编,直到1977年10月份去世。
当时,陈望道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更是中国当代着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等着作至今都被尊崇。他还是中国首位提倡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不过,陈望道最广为人知的是首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是他在1920年就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带到了中国。
与他的前任舒新城、后任夏征农相比,陈望道在《辞海》的编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因为时代的原因,《辞海》编修版在陈望道任上没有公开出版过一版。 1965年出的《辞海》(未定稿),只在内部发行了两万套,没有面向公众。此后,“文革”来袭,一切工作都停滞。陈望道即使有满腹宏图大志,也只能停滞。
对于正式出版的《辞海》,他的贡献似乎“只有”题写的“辞海”两个字。
1965年未定稿版、1979版、1989版的《辞海》封面题字正是陈望道的手笔。
1936年版的“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着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经过第一次修订后,因为与此前的内容相比,几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沿用以前的题字,似乎有些不妥。
于是,当年在参与修订同仁的鼓励支持下,陈望道为《辞海》题写了书名。他的题字在1999版才被时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字取代。
陈望道对《辞海》的另一大贡献是,无意中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编。当年夏征农之所以能成为复旦学子,正是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见过他之后,接纳了他。
夏征农
重提不唯上、只唯实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受命于危难之机——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一年,他已经74岁了。
夏征农的经历非常传奇。他曾经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
21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金陵大学求学,一年后,他就奔赴南昌,参加了着名的“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复旦学子,从此爱上文学,成为沪上文坛活跃的作家。1933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不过,敢于大胆直言的他,也曾经因为敢于直言,从山东省委书记直接下放担任乡一级的公社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说话得罪了江青,又被批斗,一度沦为阶下囚。
担任《辞海》主编时,靠边站十二年的夏征农刚刚恢复职务不到半年,被接连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既是领导、可以调动资源,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严格说起来,他主持了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版《辞海》的编修。
《辞海》人都知道,高龄的夏征农并不是挂个虚名,一些重大问题由他拍板。
夏征农上任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以哪个版本为基础编纂,是以更客观的“未定稿”为基础,还是以“文革”中极左思维下产生的“修订稿”为基础。
当时,不少人提出要以“修订稿”为基础进行编纂。不过,正是夏征农在副主编罗竹风等人的支持下,一语定乾坤。夏征农说:“要我们负责,我们就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1979版《辞海》,最终以“未定稿”版为基础修订。
此后,但凡《辞海》遇到困难,夏征农都会本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的精神去处理。这样的精神,也是一直工作在夏征农身边的辞海人倍加珍惜的。
现在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的巢峰,已经81岁了,还依旧坚持每天上班,他跟随夏征农,从1979版直到2009版。
前后参与《辞海》编修的人,多达5000多人,稳定的也有1000多人。这批辞海人,就连新老交替都不怎么要人操心。当老的干不动了,他会主动帮辞海编辑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薪火相传。